京房（公元前77-前37年）字君明，东郡顿丘人，西汉著名的《易》学大师、音律大师。学《易》于孟喜门人焦延寿，西汉今文《易》学中“京氏学”的开创者。在音律学方面，京房把传统的十二律扩展成了六十律，发明了一种由十三根弦组成的称为“准”的定律器。《汉书》载有其生平事略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有其《易》学著作，《后汉书·律厉志》载有其在音律学上的成就。
京房生平及学术成就对后世的影响
京房（公元前77-前37年），东郡顿丘人。字君明，本姓李，好音律，推律自定为京氏。元帝时立为博士，官至魏郡太守。屡次上疏，以卦气、阴阳灾异推论时政，后因劾奏中书令石显专权，为石氏所忌恨，被捕下狱处死。死时年四十一。受《易》于梁人焦延寿，其学以纳甲、八宫、世应、飞伏、五星四气等妄言灾异。由《汉书·艺文志》看，当时有《孟氏京房》十一篇，《灾异孟氏京房》六十六篇，《京氏段嘉》十二篇。至隋，京氏《易》尚存十种，七十三卷。西汉孟喜及京房易的特点，把卦爻配以月日星辰，把周易与阴阳消长紧密的结合起来，并强调天地人三才一体之论。人在宇宙间，日月运行与人事有着密切的关系。“阴阳运转有无之象，配乎人事八卦，仰观俯察在乎，人有隐显灾祥”（京易）。阴阳消长，天体运行是宇宙自然的客观替身，是不能改变的，顺其者和谐，逆其者悖乱。京房氏上承三才之道与天人合一之说，把阴阳五行，日月星辰纳入到卦中，用数学积算的模式推断灾祥，这一完整的易学体系实现了周易预测的占筮实用化。然而京房易绝大部分都己失传。流传下来的，只有三卷《京房易传》。至清朝时将其编入四库之中，其遗法就是流传于民间的火珠林法。自从京房易学在西汉出现以后，数千年来流传不衰，历代都有学者对此术进行研究、充实、修正、提高，其著作层出不穷。如晋代的《洞林》、唐宋时的《火珠林》、明代时的《断易天机》、《卜筮元龟》、《易林补遗》、《易冒》、《卜筮全书》，以及前清的《易隐》，乾嘉之后的《增删卜易》与《卜筮正宗》。
京房的音律学造诣及贡献很高。他“好钟律，知音声”， “本姓李，推律自定为京氏”（《汉书·京房传》），遂以京为姓。在音律理论方面，京房把传统的十二律扩展成了六十律。在此之前，人们采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十二律，用这种方法，当生到第十一次（即第十二律）后，不能回到出发律上，使得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。对此，京房采用了扩展十二律的解决办法。根据传统的三分损益法，黄钟生林钟，林钟生太簇，太簇生南吕，……这样依次相生，最后是无射生中吕，就得到了十二律。京房则从中吕起继续往下生，直到六十律为止。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明确记载汉元帝派人向京房问律，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法”。 京房在乐器改良方面也做出了贡献。过去，笛不用商，只有四孔，对应于宫、角、徵、羽。京房加商于笛，合成五音。他加孔置笛后上部，便于按指吹奏。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。京房的另一成就是发明了一种由十三根弦组成的称为“准”的定律器。《后汉书·律厉志》记载了京房发明“准”的缘由及“准”的具体形制：“房又曰：竹声不可以度调，故作准以定数。准之状如瑟，长丈而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以应黄钟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有画分寸，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”京房以合于黄钟管音的中弦为其余十二弦的准则，由于其余诸弦粗细相同，张力相等，因此就可以用它们的长度来审音。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对此总结说：“均其中弦，令与黄钟相得，案画以求诸律，无不如数而应者矣。”
京房应是浚县人
关于京房的籍贯，向来说法不一，主要有两种意见，一说是浚县人，一说是清丰人。其实两说对于《汉书·京房传》所载京房为东郡顿丘人都无可争议，两说之争的焦点是顿丘之所在，因为浚县和清丰在历史上都曾置过顿丘县（郡），加以史书对京房的籍贯述录简略，对其祖源及后人皆未载述，这便给后人留下了争执的空间。其实，我们只需弄清西汉之顿丘在哪里，京房的籍贯问题就自然有了答案。
首先，我们先考证西汉顿丘位置所在。《诗经·氓》中有“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”、“淇水汤汤，渐车帷裳”等，多处提到顿丘和淇水。对淇水没有异端，即现在从西南到东北，斜贯浚县全境的淇河故道。但对顿丘，个别古籍注释虽有异说，但大多数群经正史都把《诗经·氓》诗“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”的“顿丘”，标注在春秋卫地，今河南省浚县。最具有权威性的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(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)、《辞海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)，都详细注释着：“《诗·卫风·氓》‘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’在春秋卫地，今河南省浚县。”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“淇水”卷中说得更为详细，曰：“淇水，迳雍榆城南，又北迳其城东，东北迳同山东，又北迳白祀山(现在白寺山)东，又北屈而西转，迳顿丘北，又屈迳顿丘县故城西，《诗》所谓‘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’者也。过顿丘，淇水又东北迳枉人山(今象山和善化山)东、牵城(王庄乡前军寨村)西入内黄境。”《水经注》中提到的雍榆城、同山、白祀山、枉人山和牵城，均在浚县境内。史念海先生《河南浚县大伾山西古河道考》一文，在论述大伾山西古河道为《水经注》所载淇河故道时，曾论及顿丘和顿丘城。他认为浚县西北13.5公里处的蒋村遗址就是顿丘县城遗址。蒋村南2公里处之屯子集，地势较高，显然为一土丘，即是顿丘。蒋村遗址和屯子集正与文献记载的顿丘及顿丘故城位置相印证。
其次，顿丘的建置和沿革可以说明西汉顿丘在浚县。参照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（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）、《浚县志》（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）等史志的相关记载，考证顿丘县的沿革及两个顿丘县的关系。顿丘县原只有一个，西汉初置，属兖州东郡。王莽时改名顺丘。东汉复名顿丘。三国时，浚地属魏国，黎阳县（今浚县）属冀州魏郡，顿丘县属兖州东郡。西晋泰始二年(266年)，黎阳县改属司州魏郡。置顿丘郡，辖顿丘、卫国、临黄、阴安四县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，司州成为畿内地。顿丘县合并已罢之黎阳县地属司州汲郡（郡治在朝歌，今淇县城）。当时顿丘县靠东边一部分未划入汲郡，景明中（500年—503年）又于此地新置一顿丘县，属顿丘郡。时顿丘郡属相州，后罢相州入司州。因相州不是畿内地，所以《魏书·地形志》在顿丘郡顿丘县下注“太和中并汲郡，余民在畿外者景明中置。”孝昌年间（525年—528年）分汲郡置黎阳郡，汲郡顿丘县又划入黎阳郡。这就是《魏书·地形志》所载黎阳郡顿丘县。这样就出现黎阳郡和顿丘郡两个顿丘县并存。这两个顿丘县自景明中并存三十多年，到东魏天平年间（534年—537年），黎阳郡之顿丘县裁撤，剩下一个顿丘郡顿丘县。该顿丘县在北齐时废，隋开皇年间（581年—600年）恢复，唐大历七年（772年）割该顿丘与昌乐两县的四个乡置清丰县（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）宋熙宁六年。“省顿丘县入清丰”（《宋书·地理志》）。至此，顿丘县不复存在。西汉之顿丘县即北魏黎阳郡之顿丘县，到东魏天平年间裁撤。虽然未指明所辖地归属，按黎阳郡当时仅辖黎阳、顿丘、东黎三县，其辖地理应归黎阳县或东黎县。黎阳县治所在今浚县大伾山东北，东黎县治所在今浚县临河村南，所以西汉之顿丘县当在今浚县。清丰之顿丘乃是北魏景明中所置顿丘，并非西汉时之顿丘县。
另外，我们还可以从姓氏学的角度加以补证。据《广韵》记载，李氏共有十二个郡望。其中顿丘郡是西汉置县，西晋武帝时置郡，在今天河南省浚县一带。此支李氏乃陇西李氏分支，其开基始祖为西汉名将李广一世孙李忠。汉魏时期顿丘李氏一直是望族，《魏书·人物志》中李平及子李奖、李谐，孙李构、李庶传可资佐证。《汉书·京房传》载 “京房（公元前77-前37年）字君明，本姓李。”京房在世时期清丰还没有置顿丘县，京房本姓李，应属当时建置在今浚县一带的顿丘望族李氏一员。据《浚县志》（1986—2000卷）载，1985年李姓在浚县有5.24万，占全县人口的9.6%，仍为浚县大姓之一。虽说京房是浚县人，如今在浚县却没有京氏后代。据《京姓渊源》和《经姓源流》载，元帝时，京房因劾奏中书令石显专权，为石氏所忌恨，后被石氏陷害死于狱中，他的后代为了避免仇杀，取“京”的同音字“经”作姓，于是将京姓改为经姓。故今天的京姓族人较少，望居谯郡（东汉建安年间置，相当于今天安徽、河南二省之间地区），经姓望族居住在荥阳（即今天的河南省荥阳县）。
来源：鹤壁市浚县县委统战部 作者： 朱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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